朱昌俊

近日，網(wǎng)傳圖片顯示一名身在上海的同城騎士4月9日實際收入10067.75元。輿論發(fā)酵后，雇主順豐同城對此回應稱，經(jīng)后臺查詢后確認，該同城騎士共完成60筆同城配送訂單，系企業(yè)用戶下單，訂單傭金計提總額達10067.75元。其中基礎傭金534元，各類特殊獎勵約1678元，用戶打賞約7856元。也就是說，該騎手平均每單不含打賞收入約36.9元，平均每單獲得打賞約131元。

“日入過萬”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，但當這事發(fā)生在快遞小哥身上時，不僅讓許多不了解上海情況的人頗感驚訝，也引發(fā)了一些網(wǎng)民帶有攻擊性的質疑。其實，正如很多更有同理心的網(wǎng)友所說，在上海市封控防疫的特殊背景下，騎手們看似讓人難以置信的“高收入”，一方面有特殊原因，另一方面也是其合法勞動所得，不應被戴著有色眼鏡以惡意看待。

首先，這樣的收入是市場機制在特定情況下自發(fā)調節(jié)的結果。據(jù)媒體報道，上海封控期間，擁有通行證的騎手數(shù)量本來就有限制，而大部分居民又無法外出，于是購物以及同城寄件的需求，就只能通過平臺上的騎手們完成。所以，在需求和供應嚴重不對等的情況下，服務“價格”自然會上浮，這是最基本的經(jīng)濟常識。其次，防疫封控階段，依然冒著風險堅守崗位的騎手也是城市保供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他們在特殊時刻的社會價值明顯放大，因此獲得更多的服務“溢價”，也是社會公平的體現(xiàn)。

社會對于騎手“日入過萬”的驚詫和質疑，主要參照了他們平常的收入標準。在許多人看來，外賣小哥“月入過萬”就已相當了得，“日入過萬”顯然過于夸張。但在封控防疫的特殊場景下，正常的市場供需平衡被打破，如果依舊拿“常態(tài)”衡量騎手們的收入，顯然有失公允。

應該看到，這名騎手一天跑了60筆訂單，基礎傭金也才534元，“日入萬元”中的絕大部分，都是靠特殊獎勵和打賞，賺的都是不折不扣的“辛苦錢”。防疫的特殊情況下，騎手們的生活并不容易。有的騎手走到哪里有熱水，就沖碗泡面充饑；有人甚至沒有固定住處，每晚都是四處為家。有多少人只看到他們偶然出現(xiàn)的“日入過萬”，而忽視這份收入背后超出想象的不易和付出？

與此同時，騎手們的收入結構也反映出：封控防疫期間，很多人為了滿足生活需求，不得不支付比以往高得多的成本。面對特殊時期，相較于關注個別騎手“日入過萬”該不該，更值得深思的是防控期間如何盡量保障城市保供體系的正常化運轉，如何最大程度減少人們正常生活的成本。

疫情防控這幾年，快遞、外賣小哥等群體在關鍵時刻所發(fā)揮的作用，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。幾乎每個地方發(fā)生疫情后，總有人把他們稱作“最美逆行者”。但是，如果社會對騎手們的肯定與稱贊只體現(xiàn)在榮譽和精神層面，無疑是蒼白和空洞的。不能只在需要服務時，才想起騎手們的重要性和價值，真正給予這一職業(yè)應有的理解和尊重，或許比例外狀況下“日入萬元”更加讓他們心安、滿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