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期撰稿人:陳大明 中國老子文化研究中心執(zhí)行副主任、秘書長 老子學院(研究院)研究員
“傳承優(yōu)秀文化,解讀歷史經(jīng)典,開啟智慧之光”。大家好!今天我們共同學習《道德經(jīng)》第十八章。老子說:“大道廢,有仁義;六親不和,有孝慈;國家昏亂,有忠臣。”
老子精心截取他所處的春秋末年的世相圖,以簡短的篇幅告訴我們:大道廢棄丟失了,才開始標榜仁義;家庭親人間不和睦了,才提出孝子慈父的規(guī)范;國家陷于混亂了,才召喚能夠忠君報國、解救百姓的忠臣義士。
陳大明:老子讓大家觀看的這幅世相圖,的確是春秋末年的真實寫照。當時最顯著的政治特點是分封制崩潰,王室衰弱,諸侯爭霸。諸侯不再聽從天子的命令,天子反而要依附于強大的諸侯。為了爭奪領土和人民,各諸侯國之間不斷進行戰(zhàn)爭。強大的諸侯,迫使各國承認他的首領地位,成為“霸主”,最終形成以齊桓公、晉文公、宋襄公、秦穆公、楚莊王為代表的“春秋五霸”。所以,司馬遷說:“春秋之中,弒君三十六,亡國五十二,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,不可勝數(shù)?!痹谇昂蠊?43年間,諸侯國間大大小小的戰(zhàn)爭就達482次之多,幾乎每年兩次。并且大多是強凌弱、眾暴寡、大欺小。
在這一大背景下,風雨飄搖中的周朝廷也不平靜。老子在33歲時,身不由己的卷入周天子寵臣與王室貴族因爭權奪利而發(fā)生的內訌中,遭到免職罷官,離開王城去魯國游歷。52歲時,又經(jīng)歷了兩個王子姬朝、姬猛因爭奪王位而爆發(fā)的持續(xù)6年的內亂。王城被毀,守藏室被燒,圖書典籍被搶,不得已離職返回家鄉(xiāng)。百姓的離亂之苦,自己的切膚之痛,促使老子深入思考禮壞樂崩、天下大亂的原因,而這一章短短的6句話,就是這種思考的結論。是對“仁義”“孝慈”“忠臣”意義與作用的重新界定和認識,也是老子面對亂世所發(fā)出的深沉感慨。
宋丹丹: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,發(fā)出這樣的感慨呢?我覺得,這與老子的“尊道貴德”思想是一致的。老子認為,世間萬事萬物都是既尊道又貴德的。道被尊崇,德被珍惜;道的運行,德的施行,是歷來如此、自然而然的,并沒有誰在那里強迫命令。上自君臣、下到黎民百姓的尊道貴德也是自然而然的,不需要勉強,更不需要指令。這種情形,在圣人之治的堯、舜時代出現(xiàn)過,進入私有制社會后,就越來越走樣了。由原來發(fā)自本能、自然而然的尊道貴德,變成人欲橫流,失去了大道,拋棄了大德。于是“大道廢”“六親不和”“國家昏亂”的種種亂象就出現(xiàn)了,這是虛偽的、不自然的,更是同“尊道貴德”的要求與本性相背離的。
陳大明:是這樣的。在老子看來,“德”是“道”在人間社會的投影,是道在人身上的反映與表現(xiàn),具體表現(xiàn)為品德素養(yǎng)、人格境界、理想追求、責任擔當、家國情懷,也就是人們常說的“德性”。有什么樣的“德性”,就有什么樣的“德行”,“德行”是在“德性”支配下的行動,具體表現(xiàn)為仁、義、禮之類。對此,老子在《道德經(jīng)》第38章明確表述為“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義,失義而后禮”。認為失去了道才要講求德,失去了德才要講求仁,失去了仁才要講求義,失去了義才要講求禮。老子深刻揭示了這樣一個逐層變異和下降的過程,但他并不反對作為“德行”具體表現(xiàn)的仁、義、禮,第8章中的“與善仁”就是證明。他反對的是違背天下大道,摻入虛假成分,被別有用心的奸邪小人盜用的虛偽的仁、義、禮和在偽仁、義、禮幌子下標榜的所謂的孝慈、忠臣。
在這一點上,老子與孔子觀點一致,道家與儒家并不矛盾。顯明的例證就是《道德經(jīng)》第19章傳世本寫作“絕仁棄義”,不少人曾以此作為老子反對仁、義的證明,而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竹簡《老子》中,這一句則是“絕偽棄詐”,沒有半點反對仁、義的影子。孔子多次向老子請教,前期多是問禮,后期多是問道。他沒能進入老子形而上的、高度抽象的“道”的領域,但孔子卻在形而下的、具體的個人修養(yǎng)、社會秩序規(guī)范層面對老子的“德”作了具體發(fā)揮與創(chuàng)造,其實,也是對“道”的發(fā)揮與創(chuàng)造。因為,“德”是“道”在人世間、人類社會層面的體現(xiàn)。這種發(fā)揮與創(chuàng)造,集中表現(xiàn)在對作為“德”的重要內容的仁、義、禮的探索與規(guī)整、研究與傳承上。
宋丹丹:這種角度的分析,我覺得更切合老子在這一章想要說明的本義。當然,也有了孔子對仁、義、禮的一系列論述和對弟子的諄諄告誡,以及為“克己復禮”而率領弟子周游列國、陳述政見,力圖恢復講仁、尚義、有禮的開明盛世的實踐。盡管不被諸侯國君采納,四處碰壁,仍然不改其志,游說不止。即使到了陳蔡絕糧、惶惶若喪家之犬的地步,依然前行不已。
正是由于作為老子學生的孔子的傳播與弘揚,加上孔子后學的傳承與發(fā)揮,以及從隋唐開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,以中華文明的精髓為考試內容來選拔大量管理人才,才使得作為“德行”重要內容的仁、義、禮逐漸演變成“仁義禮智信”“溫良恭儉讓”“恭寬信敏惠”而進入中國人尤其是歷代文人學士的精神世界,成為他們的理想和追求,說到底是對“道”的理想和追求。伴隨著這種理想和追求,形成了中華民族最高的道文化精神,并作為精神標識和文化基因,銘刻在人們的靈魂坐標上,融化在人們的血液里,成為金岳霖先生所稱道的“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,最基本的原動力”。這種思想的原動力經(jīng)由歷朝歷代無數(shù)文人士子生命的滋養(yǎng)而生生不息,并通過不斷鍛造和淬火,終至鳳凰涅槃。
陳大明:這方面的事例很多。南宋覆滅時的文天祥留給世間的絕筆書是這樣的:“孔曰成仁,孟曰取義,唯其義盡,所以仁至。讀圣賢書,所學何事?而今而后,庶幾無愧?!?/p>
字里行間透露著傳統(tǒng)文化已經(jīng)沉淀成為一種人格,是這種崇高的人格,使文天祥至死都保持著不可覆滅的氣節(jié)。
宋丹丹:宋代文人不僅有文天祥驚天地、泣鬼神的人格力量,也有陸游、辛棄疾的抵御外侮、報效朝廷的家國情懷。這種家國情懷蕩漾在他們千古不朽的作品里。比如陸游的:“當年萬里覓封侯,匹馬戍梁州。關河夢斷何處?塵暗舊貂裘。胡未滅,鬢先秋,淚空流。此生誰料,心在天山,身老滄州!”
陳大明:這些詩句所包含的精神氣質,就是老子、孔子締造并經(jīng)由道家、儒家傳承發(fā)展鍛鑄而成的、以道德價值觀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最高文化精神。這種最高文化精神所衍生的精神印記、文化基因代有所出,代有所行,一脈相承地支撐著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,是人們安頓心靈和生命的精神家園。同時,也形成了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精神內涵和道德價值取向,并轉化成中華民族的堅定信仰和精神譜系,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大氣凜然、氣吞山河、青史留名的熱血男兒。
宋丹丹:從蘇武持節(jié)不改的堅貞,到張巡抗擊安祿山、史思明叛軍的悲壯;從岳飛“精忠報國”的誓言,到范仲淹“先天下之憂而憂,后天下之樂而樂”的豪放;從李大釗“試看將來的環(huán)球,必是赤旗的世界”的堅定,到夏明翰“砍頭不要緊,只要主義真”的雄壯;從方志敏對“可愛的中國”的無限期望,到吉鴻昌“恨不抗日死,留作今日羞。國破尚如此,我何惜此頭?”的慷慨激昂。他們,傳承老子大道,堅守人間正道,“我以我血薦軒轅”開辟了中華民族站起來、興起來、富起來、強起來的康莊大道,顯示了以老子、孔子思想為主調,以道家、儒家文化為主干的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內在的巨大精神力量。
總之,本章以陳述歷史事實的方式,通過論說在治理國家社會的總原則被廢棄后,社會百病叢生、昏亂危殆的狀況,說明了以道治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。深刻揭示只有返璞歸真,循道而行,德化天下,才能重建人的精神世界,進而使社會治理達到理想狀態(tài)。盡管這些設想在春秋末年的社會發(fā)展大趨勢下很難具體施行,但老子提供的思路,對人們很有啟發(fā)意義,值得認真思考與借鑒。②16